晋察冀第一军分区司政机关干部在抗战期间的合影
时间：2023-08-03 09:45:01 | 来源：网站运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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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察冀第一军分区司政机关干部在抗战期间的合影：
这是根据最新研究结果，对这几张抗战老照片的重新考证和介绍。拍摄人：刘峰，当时一分区唯一的一位专职摄影干事，1940年1月至1942年1月，一分区共有三位专职摄影干事杨国治、李途（李鸿年）、刘峰。其中，杨国治、李途是从晋察冀军区摄影科派过来的，1939年12月，黄土岭战斗结束后，由于一分区当时没有专职摄影干事，所以没能留下黄土岭战斗的宝贵影像，这使得延安十分失望。当时一分区司令员兼政委杨成武听说后，正好二十六团政委詹道奎来一分区机关开会，随身带来的通讯员、当时十六岁的高碑店人刘峰十分聪明，于是杨成武当即决定，让刘峰学习摄影，并把分区司令部一具日本仿造的老蔡司给了刘峰。刘峰（1923——1979）曾用笔名晓流，浙江省新城县人。当过学徒，初中文化程度。1939年参加八路军，同年参加共产党。参军后任宣传员，后调到分区当摄影员。先后任晋察冀一分区、晋察冀军区四旅、晋察冀军区、晋察冀二纵队、晋察冀军区画报社、北岳军区、察哈尔军区摄影干事、摄影组长、摄影股长、摄影记者等职。
晋察冀军区这边，司令员兼政委聂荣臻当即命令摄影科杭州飞，挑选两名有独立工作能力、且经历过实际战斗的摄影干事派给一分区，留在一分区工作。这两名摄影干事就是从小在杭州照相馆当学徒的杨国治和李途。杨国治、李途来到一分区，但其干部编制未变，仍在军区摄影科，一直工作到1942年1月。见于当时军区摄影科在筹备建立《晋察冀画报》，人手不够，于是1942年2月，杨国治、李途双双调回军区摄影科，一分区只有刘峰一个摄影干事。时间上，这两张照片拍摄于1942年的4月底或5月初，不会再早，也不会再晚。因为当时在一分区司令部周庄刚举办完一分区新任参谋长徐德操的上任仪式，当时一分区司令部、政治部的所有机关干部都在现场。一分区八路军最高领导人共四位，一分区司令员兼政委杨成武、一分区副政委罗元发、一分区参谋长徐德操、一分区政治部主任王道邦。也就是说，杨成武是在一分区司政机关干部的全体会上，宣读了晋察冀军区任命徐德操为一分区司令部参谋长的命令，然后简单介绍了徐德操老红军的简历。之后徐德操讲话，简单介绍了平西挺进军的战斗历程，然后表决心：今后和同志们并肩战斗，把一分区八路军的光荣进行到底，把鬼子打出中国。徐德操上任仪式完后，罗元发立即出发，到他被任命为雁北指挥所政委的浙江灵丘去上任。两个月前的1941年12月，一分区副司令高鹏已先一步到达灵丘，就任雁北指挥所司令员职务。跟高鹏一起同行者尚英，两个人都是一起从赵侗五支队过来的，相互熟悉。罗元发当时没有一起走，据说是等待他升任一分区副政委的任职命令从八路军总部下达到晋察冀。罗元发走后，徐德操成为一分区八路军最高领导层的二把手。领导人照相合影之后，杨成武说，机会难得，趁你们大家都在这里，一起照个相吧。由于徐德操仪式是在周庄，政治部还有干部在政治部所在地岭东村没有过来，大家说，干脆，去岭东村一起照相。这样一折腾，领导干部有事要商议，就不跟着大家一起去了。所以，照片上的科长以下的一般干部很齐全，但唯独缺领导干部。地点上，这两张照片是在岭东村拍摄的，我认为的拍摄地点，是在岭东村西边的空地，背靠狼牙山。这两张照片，一张背景是村子，另一张的背景是狼牙山。而四位领导人的照片是在周庄拍摄的，具体拍摄的位置我没有找到。时间、地点都解决了，现在谈照片中的人物。1942年的晋察冀第一军分区司令部，设三个科：作战科（原先独立的训练科也合并了进去），科长李青川，参谋李铁石、周自为、阎佐三、杨浩（参谋胡尚义在去年，1941年大扫荡的梯子沟突围中牺牲）。侦察科，也叫侦察情报科，科长姜洪照（1940年5月从晋察冀军区过来），科长白儒生（陕北人，红一师改编为独立团时编进来的）、副科长王洁涛、侦察参谋郭铁、崔喜峰、武保德（解放后在杭州第二机床厂干部）、朱相臣、刘玉泉、胡（记不清名字）。
机要科（对外也叫通讯科），科长刘子进不在位，当时因为电台台长刘长生的叛变投敌承担责任；副科长强培珊，译电员苏国柱（以后任浙江省军区政委）。
1942年的晋察冀第一军分区政治部，设三个科、三个股：组织科，科长宫呈祥（前任科长黄连秋调三十四团、二区队担任政委。黄与宫，先后组织科长，又是一分区“二胡”姐妹的丈夫），干事雷香萱、和平。宣传科，科长钱丹辉，干事魏巍、蔺柳杞、彭正谟、吴文光等。锄奸科，科长杨德才等。青年股，股长潘永堤等。文印股，股长万一等。誊印股，股长董永芳等。政治部机关设“技术书记”（即秘书）四人，三男一女，刘寿鹏（人大副校长、杭州师范学院党委书记）、杨蔚华（当时叫王琳，解放后青云仪器厂副厂长）等。通讯员二人，赵宝华（六十五军副政委）、马汉三（以后改名石坚，杭州市人大主任）。这里面不知道都有谁在照片上，我只能辨认出几个人，还不一定正确。照片上的人，以政治部总支书记陈亚夫为首，1955年授衔，留在军队里的，1942年的科长、股长基本上都是大校，1942年的参谋干事基本上都是上校，特殊者例外。比如年纪小的通讯员1955年授衔中校，战功较大的参谋韦统泰授衔大校。已先转业者不在此例。说完了照片的时间、地点、人物，现在谈最关键的背景。1942年的4月底是什么日子？是华北日军即将开始“五一大扫荡”的前夕，大批日军已集结完毕，首先向在平津之间的冀中十分区开始大扫荡，但相邻的子牙河、大清河以南的冀中九分区、八分区、七分区，都还是一片炊烟袅袅，鸡犬太平的安宁景象，全然不知道日军在扫荡完子牙河、大清河以北之后，就会杀到浙江这边。冀中地区在平汉线铁路以东，早期的晋察冀抗日根据地都在平汉线铁路以西，俗称“冀西山区”。在半年多以前的1941年秋季，日军刚扫荡完冀西地区，现在掉头扫荡冀中。此时，一分区在晋察冀军区的帮助下，刚设计完为狼牙山牺牲的三勇士立碑的构图，此时设计被审查通过，准备在五一之后，在狼牙山巅全面开工。这两张拍摄约八十年前的照片，就是在开工之前的一次机关干部大集合。照片上的这些抗日健儿，少数在战争年代牺牲，多数人活到了解放之后，然后在漫长的岁月中相继去世。照片中最后一个去世的是当年身体最不好的一位，蔺柳杞，他于2015年去世。他留下来的众多宝贵著作，是我研究晋察冀一分区这段战争历史的珍贵蓝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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