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一师改编独立团时的一件历史疑案

时间：2023-07-07 22:51:01 | 来源：网站运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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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一师改编独立团时的一件历史疑案：我手头现有的历史资料，多数来自公开的史料，但也有许多来自从未公开发表过的老干部回忆。由老干部去世后他们的子女送给我的，为的是能在我的晋察冀战争研究中派上用场。这些资料以一分区资料为主，其次是有关平西的资料。

在这些史料中，我以老干部本人的回忆为准，因为这是比较标准的“第一手资料”。尽管这样，还是有一些与事实、史实不符的资料混杂在里面，我核对不出真伪时，就会得出误导他人的结论。

比如关于一分区三十四团的史料。晋察冀史中记载，1940年底，三十四团在一分区成立，组建三十四团的部队，是曾雍雅的涞源支队和马辉的一分区特务营。再往后，就出现了疑义：曾雍雅的回忆，是他担任三十四团政委，团长没有提是谁，但按照当时的部队构成，应该是组建三十四团主力部队的特务营营长马辉。

但另一种记载：三十四团团长熊奎（熊招来），团政委黄连秋。在这次任职之前，熊奎是一分区三支队（易满定徐支队）支队长；黄连秋是一分区政治部组织科科长。

但在熊奎本人的个人履历中，他提到了自己曾接替老上司黄寿发，担任短暂的二团团长，但对这个三十四团团长的履历却只字不提。

1942年三十四团的编制被撤销，改编为一分区二区队，此时，二区队区队长马辉、政委黄连秋。应该符合了黄连秋曾任三十四团团政委定这个职务延续。

而熊奎和曾雍雅呢？

熊奎跟着被任命为平西十一军分区司令员的黄寿发，去了原来挺进军的地盘，担任十一军分区参谋长兼七团团长。曾雍雅还在一分区，担任着易满定徐支队的支队长，以后接替张如三，调任二十五团团政委。

今天再讲一个类似的情况。

因为我引用的这份老红军干部的回忆属于从未公开发表过的史料，所以在这份回忆的使用中我免去了写作者的人名。我只能说，写这份回忆录的老红军干部也像许多一分区的红军干部一样，浙江人，1955年少将，到红一师以前一直在军委机关工作。

我从抗战爆发的那一年讲起。那位写下这份回忆录的红军干部，最初并不是红一师的人，他是被军委机关分配到红一军团的直属教导营去当连指导员的。

他回忆说：“五月下旬（应该是1937年）的一天，我从延安出发到一军团去报到，路过正宁县一军团一师驻地时，遇到师长杨成武同志和组织科长王道邦同志。杨成武师长问我去哪里，我说去教导营报到，问明情况之后杨成武说：‘×××你别走了，就留在我这吧，我给聂政委（一军团政委聂荣臻）打电话。’就这样我又回到了红一师。起初在师卫生队当指导员，队长是张杰（抗战时期的一分区卫生部部长）。两个星期以后，三团政委带着三个连的支部书记开小差叛变投敌，我被调到三团三营四连任指导员、支部书记兼副连长。”

回忆录中所说的这个这个叛变投敌的三团就是红一军团一师三团，1936年1月在陕北组建。1935年12月底，在浙江宜川县临镇恢复“红一师”番号。老三团恢复时，由一团（大渡河连）、二团骨干、三团陕北新兵组建而成。即以红一军团部和红一、红十三团部分干部骨干及两个连(实力有四个排)185人和陕北325名新兵合编组建3团。所以，这个由一团、三团、十三团组建的红一师，就是抗战爆发后的杨成武独立团。

当时的三团团政委是谁？就是红一师改编为一一五师独立团后在独立团没有任何职务的肖锋。让我们再看看原三团政委肖锋关于这个三团组建的回忆：

“1935年11月间，在取得直罗镇战役的胜利，粉碎敌人对陕北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后，我一军团奉命转到延长县南的临其镇进行休整。红十二团到韩城附近接收共产国际送来的电台。兰国赤团长离开了革命阵营。从此以后，党中央同全国和共产国际就可以保持直接联系了。11月18日，军团根据中央军委决定，恢复了红一师建制，由陈赓任师长，杨成武任政委；杨得志任副师长，谭政任政治部主任，耿飚任参谋长，旷任农任供给处长，张杰任卫生处长。一师下辖三个团。又从一团、十三团抽两个基干连，再补充陕北籍三百多名新战士，重新组建了三团，由曾宝堂任团长，肖锋任政委，阮金庭任副团长，陈英伍任参谋长，严雄任总支书记，张明友任特派员，俱乐部主任孔瑞云，组织干事匡道为，青年干事郑三生。作战参谋陈广盛、崔符庭，侦察参谋牟云春，通讯参谋刘玉衡，管理员黄景云，司号长黄区辉。供给处长强锋事，卫生所长游胜华。军团直属队抽出班连干部四十多入，一团、十三团抽出九十多人，枪支由各团抽调，由陕北补充师拨来三百二十四名新兵，一连长贺发祥，副政指白儒生；二连长陈川胜、政指曾海庭，副政指刘子进；三连长何进勇，政指罗永祥，副政指赖发祥；四连长谭康龙，副连长王振山，政指谢权武，副政指张仁辉，特务连长冯符浩，政指潘武斌；机枪连长阮洪树。全团共有五百—十人，其中有一百八十五人参加过长征。陕北新兵三百二十五人，其中党员三百二十人。武器装备，步枪三百零五枝，轻机检十六挺，八二迫击炮二门，重机枪四挺。骡马二十匹。

12月24日，正式恢复了红一师建制，也是土地革命时期的三团的新生。陈、杨首长讲了话，号召三团向一团、十三团老大哥学习。我们要为模范一师，为把三团建设成坚强的战斗集体而努力工作。”

肖锋的这段回忆，曾多次被许多人所引用，但很少有人加以细致深入的分析评论。

首先，肖锋的这段回忆十分准确，尤其在时间、人数上精确到了极致。三团全团共有510人，一团、十三团也大抵如此。也就是说，当时的红一师全师人数1500多人。一个仅有五百来人的团，与一个营的规模相当，所以应该与晋察冀1942年的“小团”相当，是没有设“营一级”编制的，团领导直接管辖到连。

肖锋担任团政委的这个第三团，杨成武在自己的回忆中称为“陕北红军的第三团”。也就是说，这个第三团的大部分成员都是由陕北人组成的。抗战八年，这个团的大多数成员基本上都留在了一分区，是后来的抗战知识分子干部们熟悉的对象。

其中，这个三团中最具代表的有几个人物值得一提。

团长——后来的独立团一营营长、一分区一团一营营长曾保堂走得很早，1938年初就和肖锋前后脚离开了一分区。

青年干事郑三生，后来下到一营担任连指导员、副教导员、教导员、营长，然后调到三营继续担任营长、连长、团参谋长，1944年接任三团团长、旅参谋长、一九三师副师长、师长。1955年少将。曾任六十六军军长兼杭州警备区司令。

一连副指导员白儒生，涞灵战役后替换下初来乍到的一分区侦察科长姜洪照。解放后1955年大校，浙江省军区副政委。

二连副指导员刘子进，因为有文化，1938年调到一分区机要科任科长。以后的情况不详。

三团的卫生所长游胜华，原本是红一师卫生处处长张杰的下属，但调晋察冀军区后很快升任卫生部副部长，成为一分区卫生部部长张杰的上司。

这位红军干部在红一师划编为独立团后接着回忆：

“原红一师下属的一、二、三团改编为独立团的一、二、三营。我们连队的编制对外取消指导员，对内保存连支部和支部书记，按国民党的一长制不设副连长，但三个排长中一排长兼副连长角色叫‘大排长’，我就任十二连（原四连）支部书记兼大排长。”

看到没有：这位红军干部调动的契机和原因，在于“三团团政委和几个支部书记的叛变投敌”，三团的连指导员位置出现了空缺。否则，这位干部仍然会留在卫生队指导员的位置上。

三团“叛变投敌”的这位团政委是谁？因为在回忆录中没有明确点名，所以我们并不知道。但当时一定发生了什么事情？无风不起浪，以致传出了这样的流言。

其实事情的原委不难猜到。“三团政委带着三个连的支部书记”，已经告诉了你是什么时间？因为只有在1937年8月，红军改编成八路军，红一师改编为独立团的最初时期，“连队的编制对外取消指导员，对内保存连支部和支部书记，按国民党的一长制不设副连长”的。

红军改编成八路军后，红一师改编为一一五师独立团，这个被杨成武称作“陕北的三团”改编为独立团的三营，营长黄寿发、副营长邱蔚。原团政委和连指导员都被“下岗”，暂时都没有了任何职务。于是，当时还都是二十多岁的年轻人气盛，被迫“下岗”的三团团政委带着三个过去的连指导员愤怒出走，找上级去“理论理论”，因为是不辞而别，又事发突然，所以传出了“三团政委带着三个连的支部书记叛变投敌”的传闻。

紧急之中，独立团特务连指导员李水清调任到三营任教导员，被杨成武截留下来的这位红军干部最先在张杰任队长的卫生队任指导员，此时调到三团改编成的独立团三营，任四连连长兼指导员。

此时的三营营长黄寿发、教导员李水清、副营长邱蔚说明了什么？说明原三团领导班子成员被彻底更换。我们还知道的是：只有三团原政委肖锋在独立团里没有被任命任何职务。




如果按照时间来推算，这位团政委“离家出走”的时间不是很长，大约在独立团从浙江三原出发到达灵丘县为止。在灵丘县的大营，一一五师的平型关战前的任务布置会上，杨成武应该与这位“离家出走”的团政委再次相会。此时，由过去的军团政委、现在的副师长聂荣臻打圆场，化解了这段“团政委出走”的内部风波。

1937年10月，独立团在灵丘县打了腰站阻击战后，接连又打了冯家沟、义泉岭伏击战，占领了灵丘、广灵两座县城。下岗的原三团团政委肖锋被任命为广灵游击支队的支队长。

1937年11月初，在晋察冀军区及第一军分区成立之前，由独立团扩编的独立第一师先一步成立。原杨成武独立团的三个营扩编为独立师的三个团。

现在许多人有一种说法：说独立团的原一、二、三、这三个营分别扩编成一、二、三，三个团。其实这种说法是错误的。杨成武带到蔚县的独立团一营、三营，编成了独立师的一团、二团；独立团单独向涞源县活动的二营，编成了独立师的第三团。也就是这个三团，1938年2月被邓华带到了平西，脱离了一分区。这个三团有四个红军连，由独立团的一营一连、二营一连和二连、三营四连编成。

这个“三营四连”，就是这位红军干部任连指导员的那个连队。所以回忆录中说：“独立团队伍扩大了，又恢复为师编制，下面的三个营也改回到原来的一、二、三团，并且恢复了政委和指导员编制。我的老四连大部分人跟邓华的部队走了，留下我和几个班、排长作骨干重新组建了新四连，我任四连连长兼指导员。”

这个从未公开发表过的老红军回忆录，时间概念和部队称谓都不是很准确，你看不出事情发生的确切年月。这个“老四连”，应该指的是独立团时期的黄寿发、邱蔚的那个由红一师三团改编过来的三营的四连。这个老四连合并进新成立的三团，但连长和几个班排长骨干都被留了下来，很快组建了新的连队，而这个新连队被合并进一团。以后这位红军干部一直在一团效力，从连长、营长、到支队长，1944年10月跟随杨成武去了冀中。

在新成立的这支独立师里面仍旧没有肖锋的位置。

但1937年12月，邓华带着三团远征唐县，杨成武未雨绸缪，命令邱蔚、肖锋在灵丘县的上寨筹备成立新的三团，当时叫三大队。大队长邱蔚、政委肖锋。但肖锋最终还是选择离开了一分区，实际上是远离开杨成武。

1940年初，以肖锋为样板再次“离家出走”的事情接连发生，先是一支队支队长陈正湘，去了晋察冀军区不归；接着出走的是一支队参谋长杨上堃几个红军干部。这一次八路军总部没有手软，开了杀戒，除了杨上堃因为在长征途中立有大功而免去一死，其余被枪毙的有一团（科长袁彪）、一营（股长罗昭辉）和几个被卷进去的侦察员。

抗战八年的杨成武，得罪人的事做过不少，所以树敌不少。恨他的人整不倒他，便拿他的第一助手黄寿发出气。黄寿发1942年底丢官，1948年被枪毙，那些恨杨成武的人起了很大的作用。黄寿发偏又是个粗人，不懂得洁身自好才能明哲保身，于是“天做孽，犹可赦；自作孽，不可活。”最终落了个被枪毙的下场。

朋友是阜平人，阜平老八路子弟。前两年，他们夫妇还乡，回到阜平。我托他们一定要导原晋察冀军区司令部黄寿发的墓前，吊唁一下我父亲过去的老上司黄寿发。

历史，其实就那么点事，就看你怎么去理解，理解后得出了什么结论。

2015-12-22 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