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18世纪明清中国的海外贸易挣了多少白银？

时间：2023-03-17 11:50:01 | 来源：电子商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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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8世纪的明清中国的海外贸易与海外移民繁盛。中国商人将丝织品、瓷器、茶叶等商品从其生产地送到巴达维亚、马尼拉、澳门、广州等贸易聚集地，欧洲商人则到这些贸易聚集地将商品买走，再转卖欧洲市场。因此，我们可以说16-18世纪的中国海外贸易与海外移民联接了中国的供给与欧洲的需求，同时中国海商也从欧洲人手中挣回了大量的白银（这些白银基本上是欧洲人从美洲殖民地开采的），本文对16-18世纪中国白银流入量做一个简单的计算。

我们按照中国的主要贸易伙伴的时间顺序，即伊比利亚人、荷兰人、英国人分别分析一下他们各自花了多少白银购买中国商品。

葡萄牙

葡萄牙商人通过澳门将来自欧洲和日本的白银输入中国。

我们在这里使用王裕巽在《明代白银国内开采与国外流入数额试考》中引用的数字：自16世纪80年代至16世纪末的20年间，葡萄牙运至澳门的贸易银的年平均额，因已有较明确的统计数据，并获档案记录和中国史录的印证，约九十万元至一百万元，即25875公斤至28750公斤，合693450两到770500两。若以其平均数731975两，为年平均额估算，于此期间流入中国的葡萄牙白银为14639500两。

我们缺少隆庆开关至16世纪80年代（1567—1580年）间葡萄牙本土运至澳门的白银数据。由于这段期间，中葡贸易尚未发展起来，我们假定1567 年—1580 年这13间年的白银输入量以1580 年后的半数估算，即年平均五十万元，合明制白银385250两。依此计算，这一阶段流入中国的葡萄牙本土贸易银总额为5008250两。

17世纪前30年，是葡萄牙远东贸易的鼎盛期，每年由本土运到澳门的贸易银额，至少维持在原有的一百万元的数额上，有的年份可能超过此数，故在此三十年间，流入中国的葡萄牙本土运来的贸易银当不少于23115000两。如此，则明代后期由葡萄牙本土流入中国的白银总额为42762750两，即4000万两以上。

除了来自欧洲的白银，葡萄牙人主要从事中日间的贸易，他们还将大量日本白银输入中国，中国学者倪来恩、夏维中认为“在16世纪的后50年中，葡人共输入中国的日本白银是500000公斤，1600—1609年是200000公斤，1609—1629年是300000公斤，1630—1639年是450000公斤，因此葡人通过长崎——澳门贸易输入中国的日本白银高达145万公斤”，合明制3886万两。

综上葡萄牙人在明后期输入的欧洲和日本白银共计约8000万两。进入清朝后，葡萄牙人已经不是中国的主要贸易伙伴了，其输入的白银我们就忽略不计了。

西班牙

全汉升在《明清间美洲白银的输入中国》中提到：根据西班牙人的记载，从16 世纪后期到19 世纪初期，每年通过马尼拉流入中国的白银数额如下：

从上表小伙伴们可以清楚的知道，根据全汉升的估算，从1571年（明隆庆五年）至1821年（清道光元年）的250年中，由西属美洲运往马尼拉的银子共约4亿比索（约合中国库平银2.88亿两），其中大约有四分之一至二分之一输往中国，即大约0.72亿至1.44亿两库平银输入中国，年平均输入量为28.8万两至57.6万两库平银。

钱江统计了1570—1760年赴菲贸易的中国商船数量，并估计出每艘商船的平均贸易额及白银占回航货物的平均比例。他用这种方法估算出从1570年（隆庆四年）至1760年（乾隆二十五年）的190年中，从菲律宾输入中国的白银约有1.75亿两库平银，年平均输入量约为92万两！

除了全汉升与钱江外，还有梁方仲、王士鹤、严中平、劳费尔（Berthold Laufer）、埃姆斯（J.B. Eames）、罗伯冠（Charles Robequain）、德▪科民（de Comyn）等中外学者都对明清时期从菲律宾流入中国的白银数量做出过估算，其估算结果一般都在年均30万两至100万两之间。我也不可能穷举所有学者的研究成果，这里我只是举了高低2个估算结果的例子，无论你相信哪个数字，16-18世纪有巨额美洲白银通过菲律宾流入中国是个不争的事实。

为了平衡各种计算，我们姑且取28.8万、57.6万、92万的平均值60万两为西班牙输入中国白银的年平均值，则从1550年至1800年的250年间，西班牙共输入白银1.5亿两！

荷兰

荷兰的情况比较复杂，因为其东印度公司多次改变对华贸易形式。手头的资料基本是17世纪以后的数据，我们大致算一算吧。

我们知道1728—1734年共有9艘荷兰东印度公司商船从荷兰直接驶往广州，其总货值为2533359荷盾，白银占96%，即2432024.64荷盾的白银，约合700871中国银两。1735年荷兰东印度公司放弃从荷兰直航广州，改采荷兰—巴达维亚—广州三角贸易，每船30万荷盾的投资，部分白银，部分货物，由于该形式的贸易耽搁时间较长，影响从中国茶叶的新鲜程度，难以在欧洲市场上与其他国家公司竞争。1757年后荷兰东印度公司重开荷兰与中国之间的直航贸易，每艘荷兰商船携带30万荷盾的银元前往中国购买茶叶等商品。

基本上可以说在18世纪荷兰输入中国的白银数量在1600万两以上。从荷兰东印度公司成立的1602年至1689年的87年间，荷兰东印度公司派商船直航中国。1689年至1728年的39年中荷兰则放弃直航，而改由中国商船将中国商品运至巴达维亚。

1602年—1689年，荷兰东印度公司每年派遣的商船数量按照1728—1794年平均年派遣商船即3.5艘计算。由于处于中荷贸易初创时期，其贸易量肯定不如18世纪，我们假定相当于18世纪的三分之一，即每艘商船携带10万荷盾银币，那么此87年中输入中国的白银为4350荷盾，约合877万中国两。从1689年至1728年非直航时期，中国商船携带中国商品进入巴达维亚，在销售商品后，还会购买一些当地产品，所以回程携带的白银应该不多，为了避免过高估计白银流入量，我们暂且不将此段时间的白银流入量计入总数。

综上，从1602年至1794年是中荷贸易的黄金时期，在这将近200年的时间里，荷兰共计输入中国白银2500万两左右。

英国

英国1637年首航广州，开始与中国的贸易。17世纪中英国对华贸易额很少，根据上文引用的美国历史学家马士研究成果：英国东印度公司1677年输入白银4778两、1681年输入37500两、1682年输入84000两、1698年输入60000两、1699年输入79833两，5年平均输入53222两。我们假定1637—1699年的62年间白银年平均输入量是53222两，则17世纪英国输华白银仅330万两左右。

我们再看看庄国土在《16-18世纪白银流入中国数量估算》一文中引用的数据：1700-1753年间，英国东印度公司共有178艘船前往中国贸易，其中已知65艘船共载白银7099068两，即每船平均109216两白银。若以109216两作为178艘英国商船携带白银的平均数，则在1700-1753年间，英国共运白银19440448两到中国。

美国史学家普里查德（Earl Pritchard）在The
Crucial Years of Early Anlgo-Chinese Relations，1750-1800中给出如下英国输华白银数据：

上表中引用了29年的数据，共计输入白银24390900两，年均输入841065两，按此平均值计算，1760-1799年的39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共计输华白银32801555两。

1754-1759年英国输入白银数量没有数据，但我们知道1758-1761年英国年均输入白银219000两，权且认为1754-1759年年均输入白银也是219000两，故这5年合计输入1095000两。

通过以上计算和推导，小伙伴们可知1637-1799年英国共计向中国输入白银56637003两！

加总到底是多少白银呢？

我们现在可以做一个简单的加法计算了，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3.1亿两。

同时，欧洲其他国家，如法国、瑞典、丹麦等，在此一时期也开展对华贸易，使用白银购买中国商品，据庄国土在《16-18世纪白银流入中国数量估算》中的统计，它们在18世纪共向中国派出商船466艘，输入白银总数达38536802两。除此之外，美国于独立战争胜利后的第二年（1784年，乾隆四十九年）派遣第一艘商船“中国皇后号”来广州贸易，但在18世纪美国基本靠西洋参和皮毛支付中国商品货值，输入白银较少，19世纪以后才开始大量输入白银，因此我们在此就忽略美国输华的白银量了。

日本输入的白银量是不能忽略的。据王裕巽在《明代白银国内开采与国外流入数额试考》中估算，日本在明后期（1567-1644年）共计输入中国2亿两白银[1]，用以购买丝织品、瓷器、日用杂货等。

通过上述一切的计算与统计，我们可以知道自明后期（1567年）至18世纪末的233年间，从欧洲、美洲、日本等地输入中国将近5.5亿两白银，即超过2万吨！这2万吨到底值多少钱呢？根据2016年10月3日国际白银价格（每盎司19.2美元）计算，2万吨白银合美金13545201400.5837元，即135.45亿美元、903.25亿元人民币。

在明后期至清中期的这233年中，每年外国购买中国商品而输入中国的白银达236万两之巨！

也许小伙伴们不知道这个数字的到底有多大，所以我告诉大家一个对比数字：明代中国国内白银的开采量。

请看王裕巽在《明代白银国内开采与国外流入数额试考》中给出的数字：

单位：两

也就是说明代276年中，中国国内总共开采白银仅23353326两，年均开采量仅仅8.46万两，尚不及海外白银输入量的一个零头！从此对比中，小伙伴们应该清楚海外输入白银量之巨大了吧。

明后期至清中期（1567-1840年）不但不存在长时间的闭关锁国，中国海外贸易反而持续繁荣，历经三代欧洲强国，而且均保持了巨大的贸易顺差。在16-18世纪重商主义盛行时期，白银的巨量内流，说明直至工业革命前夕中国的工业（特别是丝织业、瓷器业、制茶业）生产，就其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能力来说，仍居世界一流水平。目前有很多历史学家及部分爱好历史的普通公众已经认识到这一点。但他们将更多的注意力集中于白银大量流入这一流通领域的现象之上，没有看到在白银背后中国强大的工农业供给能力才是支撑这一现象的本质，而近代世界经济体诞生的真正动力也正是在于白银国际大流动背后所隐藏的中国与西欧实体经济中供给—需求的整合与交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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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据一位在日本留学多年的朋友讲，在日本民间流传一种说法：清末中日甲午战争后，日本索要的2亿两战争赔款就是根据明后期从日本流入中国白银数量计算的，日本人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是想通过战争要回原本属于自己的白银罢了。